近年来，随着医学检测技术不断的完善，有很多的生物标志物被开发和应用，为接下去的精准治疗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目前，精准治疗已不再局限于肿瘤治疗，而是进入了许多其他医学领域。在2021年第24届全国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学术会议(NCN2021)期间，斯璐教授在会议上讲到了生物标志物在癌症领域的应用，期间，医脉通有幸采访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斯璐教授，详细讲解了生物标志物对于疾病诊疗/精准治疗的临床意义。下面为大家整理了整个采访过程。

医脉通：近十年来，生物标志物在肿瘤精准治疗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下生物标志物的发展为您的病人带来了怎样的获益?

斯璐教授：

生物标志物在整个肿瘤学科领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早期诊断、临床疗效预测、临床分期、随访监测这四个方面。随着医学不断地进步，肿瘤医学治疗从化疗时代发展到靶向治疗时代，再进入到免疫治疗时代，无论在哪个时代，生物标志物都据有一席之地。其中血清肿瘤标志物都是很重要的诊断方法，如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10可诊断为前列腺癌;癌胚抗原(CEA)>10可能诊断为消化道肿瘤或腺癌;甲胎蛋白(AFP)迅速升高可能诊断为肝癌，糖类抗原153(CA153)可用于妇科等肿瘤疾病的诊断。

在靶向治疗时代，同样有一些更好的生物标志物的出现，如肺癌中检测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19号外显子、21号外显子突变这些生物标志物。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胃癌间质瘤中检测出费城染色体生物标志物，可采用C-KiT抑制剂进行靶向治疗。同样黑色素瘤拥有Braf突变靶点，乳腺癌拥有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靶点，淋巴瘤拥有B细胞表面的CD20靶点，均可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在免疫治疗时代，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用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效果得到了肯定，且适用于抗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生物标志物阳性的肿瘤患者。

此外，目前在泛瘤种理念下，PD-L1、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和肿瘤突变负荷(TMB)这些生物标志物从个性逐渐转变为共性，当然共性里面也包含个性，这样的共性生物标志物不仅给临床医生的诊疗带来便利，，采用一个标准治疗一类生物标志物阳性的肿瘤;也会给患者更佳的获益，能够获得多维度的的精准治疗。

医脉通：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开辟了肿瘤治疗的新时代，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下近十年来生物标志物给您的诊疗过程带来哪些改变和体验?

斯璐教授：

在以前的化疗或放疗时代，对于肿瘤患者，通常采取的“一刀切”治疗模式，无论机体的健康细胞还是肿瘤细胞均会被杀死，因此，需要患者拥有强健的身体来抵抗放化疗的损伤。尽管医生了解放疗、化疗的弊端，但当时缺乏更好的治疗办法，然而随着分子标志物的发展，肿瘤治疗进入到了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新时代，也进一步改变了这种境况。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新时代，肿瘤患者治疗方案主要通过患者的诉求、外因和内因来综合决策。内因主要包括疾病的特点、临床分期、基因状态、分子分层、健康状况、既往病史等;外因包括患者的经济现状、社会关系等;部分患者还是有一些特殊诉求。比如，患者的职业为演员，他们就比较看中自身的外貌;有些患者比较看中生活质量，他们不会要求完全清除肿瘤，更在意的是在保证较高的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延长生存周期。

简而言之，当前肿瘤患者的治疗方案主要是综合上述因素来决策的，是否启动化疗方案也是主要根据内因决策的，其中生物标志物就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在临床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

➤对于胃肠间质瘤(既往称为平滑肌肉瘤)这一疾病，该疾病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机制相似，约90%的患者拥有费城染色体(即C-Kit基因突变)，以往将其作为肉瘤，而采用全身化疗方案。而现在我们采用伊马替尼治疗，临床针对性更强，副作用更低，且患者的生存期明显提高。

➤对于肺癌的治疗，在2000年前后，涌现出很多新型用于肺癌治疗的化疗药物，因此，肺癌就是以化疗药物为基础的主要治疗方案。随后在肺癌患者中相继发现了EGFR、19、21号外显子突变等生物标志物，对此，EGFR抑制剂治疗开始在临床使用，进而使肺癌患者的生存期可高达10-20年，生活质量也显著提高。

➤随后临床治疗淋巴瘤也有了专门针对性的CD20药物。既往肾癌仅能使用白介素、干扰素或化疗等手段治疗，但随着2005年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上市，就取代了化疗药物在肾癌领域的应用。目前肾癌除了靶向药物治疗外，还可以使用免疫疗法，肾癌已成为首批去化疗药物治疗的代表性瘤种之一。

➤此外，从2011年以后，以黑色素瘤为代表的皮肤肿瘤已成为去化疗药物治疗的瘤种疾病，现主要采用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已很少使用化疗治疗。前列腺癌与雄激素分泌密切相关，临床一线常采用内分泌治疗，临床普遍效果较好，也很少使用化疗药物治疗。

总之，近二十年，分子生物标志物给很多实体瘤的治疗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生存率，最重要地降低了社会负担和患者的家庭经济压力。

医脉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多更好的生物标志物和新型诊疗方案被逐渐开发出来，您是否可以谈一谈医学科学的发展和生物标志物的未来?

斯璐教授：

首先，从一名普通的肿瘤内科医生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随着医学科学技术与基础研究的不断发展，医学界对肿瘤分子生物标志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在国家医保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医药行业获得了大量新兴的资源，也促使了医生能进行更多的探索新的分子标志物的临床研究。以往的科研产出较少，就没有更多、更好的医疗资源和新药出现;但随着生物标志物的出现，科研产出明显增多，且和临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目前有关生物标志物的文章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肿瘤领域的文章。临床科研的进步可产生更多。更新的药物、技术和分子标志物，并促使他们逐步应用于临床，最终使患者获益。

总之，分子标志物可带来全新的治疗模式和理念，并推动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从而真正地为患者解决疾病问题，同时医生应实现和提升个人价值，尤其是广大中青年医生应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下，，努力成为一名临床科学家，为医学领域创造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目前，肿瘤领域是在以生物标志物为基础的精准治疗时代发展最前沿的领域。然而，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其他疾病领域在精准医疗方面也不甘落后，如在神经领域。以阿尔茨海默病(AD)为代表第一大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正走向精准治疗时代。β淀粉样蛋白(Aβ)这一生物标志物在AD诊断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疾病早期通过筛查β淀粉样蛋白发现AD患者，并尽早地给予相应的治疗，进而使患者获得更好地预后。最后，我认为不仅仅是神经领域，也包括其他的疾病领域，如果可以借鉴肿瘤生物标志物在精准治疗发展应用的过程，其他疾病也都能够得到一个更迅速的发展，也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